科技创新的三大障碍

摘  要：从认识创新人才成长规律和科学自身发展规律入手，阐述了现行的应试教育、应评科研以及价值观对科技创新形成的三大障碍。

关键词：科技创新  应试教育  应试科研  价值观

在“2005太原市举办的科技创新讲座”中，山西大学董川教授以《科技创新与人文素养》为主题的演讲，把“严肃的问题讲出了笑声”，在让人们佩服董教授深邃的眼光和渊博知识的同时，也引发出人们对科技创新发展前景的进一步思考。
    当谈到我国科技创新的现状时，董教授不无担忧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科技创新却不大乐观，如原始创新：自然科学和发明一等奖多年空缺；诺贝尔奖与中国本土无缘；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序从13位下滑到25位左右等等。进入新世纪，当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时，我们的原始创新却与发达国家越拉越远；还有技术创新，我们没有自主权，如： DVD，我们是生产大国，却一项核心技术都不掌握。这使得在国内每生产一件DVD，就要交给日美的大公司12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每出口一件要交18美元的费用。这在目前DVD产业处于薄利多销阶段的背景下，高昂的成本让中国企业步履维艰。不光DVD，包括汽车、CDMA……“走到大街上，满眼都是高楼，满街跑着各式各样的汽车，背后却要支付高昂的知识产权使用成本。真正由我们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真是微乎其微。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董教授从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高度入手，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障碍有三：

一是现行的应试教育违背了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

中国古代的学者很关注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理解。在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大学》中，曾把对人的教育过程描写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朱熹在解释头两句时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整段的意思是说，人首先要尽力探求世界万物的道理，深入理解得到的各种知识；有了对世界的深刻理解，才会有坚定的信念，修养好个人的品德；每个人有了崇高的品德，就能处理好家族关系；再进而治理好国家，达到天下太平。可见古代的教育方法首先是要探求、遵循事物的规律；其次是要明白学知识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在的教育过程吧。

首先是灌输式教育。我们知道，好奇心是科学创新的重要前提。没有好奇心，创新就无从谈起。儿童时期是人的好奇心最旺盛的阶段，而且儿童的好奇心是在玩耍和游戏的宽松环境中受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的启迪而产生出来的，如爱因斯坦四五岁时，父亲给他看一个罗盘，他对指南针特殊的性状十分好奇，像牛顿看到掉落的苹果一样，以致浑身颤栗。这种对自然界奥秘的好奇，正是他终生从事科学探索的动力。但是我们儿童的好奇心是怎样“培养”的呢？从学前开始，年轻的妈妈不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和认识事物的能力，而是一味地灌输死知识，不管孩子愿不愿意，也不管孩子理不理解，就强迫他今天晚上学音乐，明天晚上学体育，后天晚上学美术，再后天晚上背诗词，什么都想让他学，知识都把孩子憋死了。孩子一旦产生象爱因斯坦那样的对某种事物好奇，也被父母或老师认为不务正业或耽误学习而禁止掉了。上学后除了学校没完没了的作业、考试外，家长又给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考这个级那个级。孩子多受教育、全面发展是有好处，但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人生吃活吞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董教授把这种过程总结为“死读书、读死书，最后读书死。”孩子纯真的、好奇的火花就是这样被没完没了的考试一点一点地熄灭掉的。

其次是功利式教育。兴趣与好奇心同样是科学创新的基本素养，但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受父母的安排，看见社会上什么热门就让自己的孩子学什么，孩子没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那里还有什么好奇心和兴趣可言。上大学报志愿，学生不能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而是父母认为那类专业将来好找工作或是赚钱多就报那个。即是学生按兴趣选了专业，又是大部分精力用于英语四、六级考试、考研等，无法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读研也是，不是喜欢从事科研事业，而是为了高学位好就业。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赶考又是为了功利。这样的环境怎么能培养出创新人才呢？

当然，董教授认为：造成这种现状，不能怨年轻的妈妈，也不能怨学校老师，归根结底是考试制度逼出来的。早在1934年，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在《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中提出：从小学到大学，学生只学会考，教员只教人会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培养的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到大学毕业出来，足瘫了，手软了，脑子也用坏了，离进棺材不远了。所以陶行知坚决反对传统的“赶考”教育，他大声疾呼，必须彻底革新这种扼杀人才和创新的腐朽教育！7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经济以及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应试制度却仍然没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二是现行的评审与考核制违背了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与学生应试一样，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也是被现行的评审与考核制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知道，科学具有探索性、创新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和规律。因为具有探索性，所以它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是不容置疑的。在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所作的报告中，就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当时就有人问：你的研究成果与你最初的设想可能会相差多少呢？丁回答：有时会是百分之百。丁教授讲的是符合实际的。许多科研成果和结论应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获取的。如果一切成果都能按事先预定的设想得出，科研的价值可能会大打折扣，科学的魅力也会逊色许多。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却与之相差甚远，科研工作者一方面受制于现行的课题制约束，即对于课题设定的目标都是经过有关部门和专家反复评审过的，且在课题完成过程中的检查也是依照事先设定的目标进行，结题要求几乎是百分之百要与立项时的预期目标一致。根据董教授的理解：科学研究应是包含多样性的。有些是大体目标清晰，不存在理论上的突破，只需要做一些具体工作或实验去证实；另一类则完全是对未知世界的研究，事先难以把握，可能会有多种可能，但总可以通过研究后得到某些结论；还有一些属于纯探索性的，最多只能提出一些假设，一时可能还不具备得出结论的条件，甚至有了一些结果后也不能完全证明什么，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能有所收获。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情况。所以目前这种单一的、一刀切的课题制度违背了科研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规律，因此限制了创新思维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现行的以数量为主的考评制度也违背了科学自由探索的规律。从研究生开始，就规定硕士、博士上学期间要发表多少论文，毕业论文要达到多少万字等。什么都是预定好的。还有对科研工作者上职称、评奖，申请项目、年度考核都要规定发表多少论文，承担几项课题。为拿到课题，科研工作者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研究方向来申请课题，而是只要能拿到经费，什么样的课题都做；著作、论文只要能发表，编辑要怎么改就怎能么改。科学工作者没有自由探索的时间与空间，创新的灵感与积累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董教授认为：科技创新能力也是存在环境依赖的。当我们的社会能够建立起不但肯定成功、也能容忍失败的环境时，当科技工作者不再总是面对主管部门或“同行”们并不符合实际的苛求时，当种种人为设置的束缚或障碍被拆除后，科学探索与发现才会触及到那些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空间。
    三是价值观偏离了科学为人类造福的最终目标。

科学研究是一项神圣的、崇高的事业，一旦选择了它，就不仅要具备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且要确立科学为人类造福的最终目标。前面说过，我国古代就有治国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价值观。而且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传统美德，但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一是以个人享受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二是唯科学主义，认为科技、经济发展了，就是社会发展了，忽略了道德与责任这个做人的基本准则。科学的目标偏离了科学为人类造福的崇高理想。目前科技界、学术界形成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风气和短期行为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就是这种价值观在科学工作者身上的具体反映。把科学当成追求个人享受、满足私欲、物欲的工具，如为职称、金钱等个人利益不惜以科学家崇高的名誉、地位以及牺牲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价值观的偏离最终导致了一大批平庸成果的出现，如我国每年有70%以上的成果闲置。而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却失去了生存空间。

进入新世纪，国际科技竞争的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为此，遵循客观规律，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重建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人文环境，是科技界乃至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党的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相信我国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原始性创新，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