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高手的对决

 《陈情表》一文，历代评价很高，《古文观止》认为“悲恻动人”。苏轼认为：“读《陈情表》而不下泪者，此人必不孝。”宋代李恪非说：“《陈情表》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而当事人晋武帝的评价是：“土之有名，不虚然哉。”

  综观上面四条评语，前三条是从“情”的角度，后一条则是从“才”的角度。时至今日，对《陈情表》的解读，大多也是从“情”的角度入手，然而这篇表是写给晋武帝的，因而晋武帝的评价就更值得关注。

  对这篇“浓情满纸”的表，晋武帝读到的是“士之有名”，是“才华”，是李密处理问题的杰出技巧，而不仅是“情”。晋武帝拨开弥漫在表上的重重迷雾，洞若观火。那么李密呢，他是清醒还是糊涂？

  李密不仅是清醒，而且还老辣。他“辞不赴命”的理由也许确有一个供养祖母的问题，但绝不仅是这个问题。“忠臣不事二主”，作为一个文化人，李密难以骤然弃旧，并且对晋武帝心存疑惧，观望徘徊。但这段隐情是说不出口的，他知道自己瞒不过晋武帝，但“诏书切峻”，对这个烫手的山芋，李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敢于迎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而对这篇表匠心独运，苦心经营，以期滴水不漏，破绽全无。

  其一，抓住“情”字做文章。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陈情表》围绕情字铺开，写孤弱艰危的“苦情”，写进退狼狈的“难情”，写祖孙相依的“亲情”，写拳拳恳挚的“孝”情，写报答皇恩的“忠情”，写惕怵惶恐的“惧情”,写谦卑恭诚的“真情”，情浓情切，感天动地。

  其二，以“孝”为大旗

  文中不仅极力铺写自己的“孝”，而且以“孝治天下”的国策为背景，为倚托，从而博得晋武帝的同情和允许，让晋武帝无话可说。

  其三，情、理、势的有机结合

  文章不仅以情感人，而且以理服人。讲“孝治天下”其情可悯的道理，在忠与孝发生矛盾时，妥善提出了“先尽孝后进忠”的办法，让人觉得既入情又在理。末段“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数句，决非等闲之笔，更不是语意重复，它再次表明，自己孤苦的处境，诚挚的孝情，蜀人是认同的，地方官吏更是赞赏的，所以才推举为“孝廉”。不仅如此，連天地神明都看得明明白白。它暗示晋武帝，准其所请则可收民心，服官吏，动神明，慰作者，一举四得。另一方面，又委婉地告诫晋武帝不要一意孤行，应当明形势，懂利害，知进退，上应天心，下合民意。当时，晋刚灭蜀，晋武帝采用怀柔政策，希望服膺蜀地吏民，迅速安定下来，进而完成吞灭吴国一统天下的大业。所以这段话实在是说中要害；所谓“攻其必救”，而且软中有硬，又理事明彻，就算晋武帝残暴多疑，也不得不斟酌考虑了。

  可以讲，李密对天下大势，对晋朝国策，对武帝其人，都可谓了如指掌，估计充分，甚至事情的发展都纳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所谓“尽在彀中矣”，他的“为”是建立在“可为”的基础上的，别人“不可为”，但以他的大才却可以“为”，且“为”得冠冕堂皇，天衣无缝。也许这是一个“谎”，却也是一个不可捅破不必捅破而且有益的“谎”，也许双方都需要那一层窗户纸，而在这层纸的两边，两大高手达成了和解，达成了双赢。

   李密和晋武帝都是知彼知已，进退有据的高手，如果李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话，那么晋武帝则是“知其不可为”则坚决不为。一代雄主，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晋武帝顺水推舟，不仅收回成命，而且“赐李密奴婢二人及赡养祖母的费用”，全李密之孝，示天下以仁，笼蜀土之心。惺惺相惜，“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给予李密一个很高的评价，而不是从文章的角度，文学的角度，感情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