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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改革
——潍坊教改纪略之二
本报记者 刘同贵 赵洪杰 本报通讯员 秦继鹏
潍坊的教育改革,是逼出来的。谁逼的?是变化了的形势逼的,是领导者和教育工作者自己的良心和责任逼的。不是教育“倒退了”,而是各项事业发展太快了,教育跟不上形势,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显得落后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对孩子的成长、成才和未来的幸福关注得更多、心情更热切,对学校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些,都给党委、政府和学校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教育改革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这一点,坊子区的教育改革最能说明问题。
坊子是由三个区县的边缘合并而来的新区,资源禀赋差,经济基础薄弱。到2006年,潍坊的教育早已名声远扬,但是坊子区的教育却排名全市末位,成了“高地上的洼地”。这就怪不得坊子的学生,为什么放着身边的学校不上,纷纷跑到外地去读书了。不仅城里的孩子朝中心区走,乡下的孩子也朝周边的县市走。开始流失的是中学生,随着交通的便利,逐渐蔓延到小学生。因为学生流失太多,有的学校,派给老师的首要任务竟然是“拉生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拉生源”的老师,也背地里将自己的孩子,送往主城区上学。有条件的自己买车接送孩子,没有条件的“拼车”或联合租车接送孩子。谁也没有想到,潍坊最早出现“校车”的地方,是坊子。
这让时任区委书记丁志伟坐立不安。他请来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分析坊子教育落后原因,商讨治本之策。张国华建议:别的地方都在搞教育均衡,坊子的当务之急是建一所好学校,先打破现有低水平的教育均衡,才有出路。
好学校什么样?听说胜利油田有一所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丁志伟和时任区长马清民喜出望外,立马带上五大班子成员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一大早就启程赶到油田去听课。恭恭敬敬地听完几节课,一帮人热血沸腾。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就坐不住了,纷纷议论:我们坊子也该有这样的学校!我们坊子的孩子也应该进这样的学校,接受这样的教育!坊子建新校的事,一行人在返回的路上就拍板定案了。
要办一所好学校,首先得有一个好校长。求贤若渴的坊子区领导几顾茅庐,从外地请来一位办学思路很新、很有办法的校长高峰。高峰同意到坊子办学,但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学校怎么办,得我说了算!只要不违规,教育局和其他有关方面不得干涉!坊子区的领导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
新学校的校址,区里选择了一处荒废的职业学校。校舍改造资金没有门路,丁志伟找企业家商量,没想到一拍即合。热心教育、对企业发展也很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家、天同宏基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卞学祥,为坊子这所新建学校一次投入600万元,后来又陆续投资,先后投入4000多万元。
学校的名字也有了,就叫北海双语学校。“北海”即“北溟”,寓意“鲲鹏腾飞的地方”,语出《庄子》。不料,又遇到了“产权屏障”。原先的校园,尽管荒废多年,满目疮痍,却是公有资产。既然是公有资产,民营企业掺和进来,哪能没有顾虑。把公有资产归到企业名下吧,又有公有资产流失之嫌。好端端的一档子事儿,就卡在了产权上。开学在即,新学校办“出生证”却一波三折。
关键时刻,丁志伟托人请教北京一位法学专家。法学专家一锤定音:学校这块资产,可以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开发商的,干脆将资产放在学校名下,定性“社会公益资产”!翻开法学辞典,产权分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4个层次。坊子的做法就是将前三项权利,悉数让给学校,政府只保留了一个最终处置权。万一学校有个三长两短,由政府临机处置,和投资方按虚拟的股份制析分校产。只要学校存续,这块资产就铁定了是社会公益资产。一个看似绕不过去的难题,就这样被一举突破。
纵观国内的学校,只有公办和民办两种产权形式。北海双语学校的“出生证”上虽然也是民办学校(因为现行政策框架中没有第三种形态之说),实际上却打破了这种非公即私的“二元结构”,首创了第三种产权形态——“社会公益资产”。这无疑是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上的重大创新。
记者手里,有一份坊子区教育局和投资方——天同宏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上面白纸黑字,规定得清清楚楚:北海双语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无论教育局还是投资方概不直接介入学校的日常管理；董事会管学校的重大事宜,如聘任和解聘校长、审查和批准学校的预决算等。学校日常的管理,一切由校长说了算!
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北海双语学校从她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就摆脱了权力的绝对控制,也摆脱了资本的绝对控制,校长有了天赋的高度的办学自主权!而这,正是眼下国内几乎所有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缺失的。一个好制度,再加上一个早已被证明是办学有方的校长,注定了这所新学校的光明前景。
教育部门事无巨细辛辛苦苦“管”了几十年,坊子没“管”出一所好学校。攥在手里的“风筝线”一松,一所优质学校,马上风声水起!凭借机制优势,越办越好的北海双语学校声誉鹊起。第一年,只招了400多个孩子。第二年,招生就突破1000人。到了第三年,招生季节校长们全躲了,纷至沓来的学生和家长,学校招架不了了。
北海双语学校的成功,并没有打开丁志伟紧锁的眉头。他想到的是:坊子还有几十所大部分已经半死不活的公办学校,这些学校怎么办?
他再一次想到了高峰,想让高峰在改变坊子教育落后面貌上,办更大的事儿。他授权当时已经担任区教育局局长的刘伟,拉着高峰“视察”公办学校,一所一所学校看下来,看得高峰心急如焚。刘伟趁机提出:“高校长,把这些学校也交给你怎么样?要什么条件,你说!”
其实,高峰早就跃跃欲试了,他非常希望能把自己那一套办学理念和办学办法,嫁接到公办学校。几天后,他答应了,但照样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校,让谁当校长,得我说了算!”
丁志伟把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和副局长徐友礼请来,把上海的教育专家李振村请来,把中国教育报的大牌记者时晓玲请来,几位资深专家七嘴八舌,借鉴上海浦东民办教育组织托管公办学校的经验,为坊子设计出一种崭新的优质教育资源扩展的实现形式——教育联盟,6所公办学校加入依托北海双语学校成立的幸福教育联盟,高峰当“盟主”。
联盟学校校长的产生,起初的流程是这样的:一个由教育专家、社会贤达、教师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推选出一批后备校长,由“盟主”高峰从后备校长中提名,最后由教育局聘任。一权三分,颠覆了公办学校校长由教育局考察、教育局任命的“老黄历”。
一时间,坊子有了4家教育联盟。除了高峰领衔成立的幸福教育联盟,还有潍坊四中校长韩忠玉挂帅的信心教育联盟,潍坊实验学校孙桂芳校长担纲的创新实践教育联盟。黄旗堡镇中学对聊城著名的“杜郎口教育”有感觉,坊子区就干脆把聊城的那位崔校长请来,让他在坊子成立了杜郎口教育联盟。四个联盟像长藤结瓜,联着全区20所中小学。
坊子区教育局和四大联盟的“盟主”签订契约,规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学校,从横向看,称之为联盟学校；从纵向看,与风靡美国的契约学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联盟学校内部实行统一的办学理念,资源共享。
放眼中国教育,公办学校管得死、统得严,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人事制度“铁板一块”；分配制度改革,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破题。有人说,“教育不是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倒数第二个堡垒”。
坊子的教育,不变则已,要变,必须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可是,在制度框架上进行突破,谈何容易!
拿坊子在联盟学校推行绩效工资这件事来说吧。这在其他行业早就不是新鲜事。没想到,在区里召开的专题会议上,有好几个部门持保留态度。因为按照有关规定,教师的工资必须一分不少地打到老师的工资卡上。从教师工资抽出一部分、财政拿一部分作绩效工资,与上述规定不符。
丁志伟说:“制度是人定的,只要对教育有利,除了宪法、法律不能改,其他的都可以改,出了问题我顶着!”
照理,学校坐落在哪个社区,就应当对所在社区的学生、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负责。这也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国际通行,各国皆然。但在我们的公办学校,环顾周边,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居民,却对社区内的学校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原因就在于,校长的权力不是社区居民赋予的,而是教育局赋予的。北京一位教育专家愤愤不平地说:学校,难道是为教育局而存在的吗?
有句话说得好,权力只对它的来源负责。只要校长的命运攥在教育局手里,校长就会继续看局长的脸色行事,对孩子、家长、社区居民负责,就很难落到实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坊子的改革又进一步,把教育局聘任校长的权力让渡出来,交到社区居民手中,让利益相关者决定校长的聘任。这不仅仅是权力的转移,而是实现权力向它的本意回归。社区居民众多,那就萃集他们的精英,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让他们代表学校所在社区的居民行使权力,聘任他们中意的校长。坊子创造性地把这个社会组织,称之为学校理事会。
第一个成立理事会的凤凰小学,理事会章程一口气列了9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根据教育专家提名,聘任校长,监督学校的运行。这个学校的校长刘之华,是坊子区第一位不是教育局任命的校长。他是按照理事会章程,由学校所在的幸福教育联盟盟主高峰提名,由理事会成员票决后聘用的。刘之华说:“一看理事会票决那阵势,我就明白,今后我和学校的命运攥在谁的手中了。”
理事可不是谁想当就当的。理事的产生,有一种协商机制:先成立一个筹委会,协商出一个名单,名单的人选多于理事的人数,然后选举产生理事。凤凰小学的13名理事,就是从26名候选人中选出来的。
理事会有学校所在地的家长代表、教师代表、教育专家,也有街办主任、教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人、学校所在服务社区(村居)的党支部书记,还有区以上人大、政协委员和企业家等,一般为13或15人。理事长由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原则上由街办主任担任。
学校的“顶头上司”由教育局变为理事会以后,学校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
凤凰小学校园内的台阶矮得出奇,大人走在台阶上,感觉迈不开步。校长刘之华告诉记者,低年级的孩子步幅小,所以学校里的台阶,都改得不超过10厘米；
前宁小学用来呈现孩子写字、画画作品的展示栏,低得记者必须蹲下来,才能看清展示栏上的内容。校长刘剑锋解释说,再高了,低年级的孩子就看不见了；
所有联盟学校都有一个不成文的铁律: 孩子优先。就连六一儿童节和教师节学校搞活动,区里领导来参加,也是学生坐前排,领导坐后排。
学校以孩子为中心,理事会以学校为中心。
记者脑海中有个挥之不去的感人镜头:今年,邓村小学召开理事会,主要议程进行完后,一位家长代表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因为学校条件差,青年老师没有宿舍,不好找对象。几位理事会成员一听,齐刷刷地站起来,拍着胸脯对校长说:“找不着对象怎么留得住老师?教师宿舍你尽管建,钱,我们凑!”
最让校长“提心吊胆”的事儿,莫过于暑假孩子的安全问题。邓村小学坐落在潍河之滨,灌渠纵横交错,水塘星罗棋布,加上今年雨水大,一时沟满河平。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学生出了安全问题要撤校长。但是校长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
邓村小学的理事会和家长委员会联席会议一开,家长们都被动员起来了,学生安全,人人有责。学校覆盖的8个村,54处有安全隐患的地方,都拉起了条幅、设立了警示标志。学生上下学必由之路的一座桥上,也加上了护栏。
理事会“接盘”后,教育局从教育活动的微观层面退出,主要负责政策导向、规划布局、资格认证、监督管理等宏观层面。教育局长,由无所不管的“大校长”,变成了规则的制定者、平台的搭建者、资源的调配者。
公办学校实行理事会制度,这在全国无疑是首创。但是与中央精神是否一致,坊子一度也吃不准。他们的对策是,只做不说。今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权威人士的“重磅”文章,谈到“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一行醒目的文字跃入人们眼帘:“重在构建以理事会为中心,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新模式”。这让3年前就开始“试水”理事会的坊子区惊喜莫名,大家像吃了定心丸!
仔细辨析,不难发现,坊子学校的理事会,已经具有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雏形。在理事会、学校、教育局这个“三角形”中,理事会是决策者；校长是执行者；教育局是监督者。这不就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政教分离、管办分离”吗?
学校办得好不好,评价是个“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就会有什么样的导向,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如果仅仅是把聘任校长的权力交给理事会,而学校的评价权仍攥在教育部门手中,学校还得对教育局唯命是从。潍坊市教育局副书记徐友礼对此有个很形象的比喻:评价主体不变,教育局左手放出去的权力,右手又拿了回来。
这一点,高峰校长就更看得明明白白了。所以,联盟学校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提出:联盟学校,不能让教育局评价。理由很简单:教育局作为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做到客观、公平。
教育局不评价学校,学校又不能自己评自己,那怎么办?让独立于教育局和学校的第三方,对学校进行评价!坊子区教育局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权威中介机构——潍坊市创新教育研究评估中心,对联盟学校进行测评。由这样的机构去评学校,就比较让人信服,效果大异于前。
黄旗堡中学校长赵振山,有创新精神,师生爱戴。可他一向不讨领导喜欢,因为他看准了的事情就办了,不唯上。但是,在中介机构组织的测评中,这位最受争议的校长所在的学校遥遥领先,名列全区初中第一。教育局完全尊重中介组织的测评意见,今年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一块重30克、价值两万元的金牌,挂在了赵振山的脖子上。坊子区教育局局长刘伟说:“以往我们评出的往往是听话的校长,这样评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好校长!”
既然把第三方评价这尊“真佛”请来了,坊子索性将全区45所学校“一网打尽”,全部委托第三方评价。这样一来,非联盟学校,也为之一变,不再只围着教育局的指挥棒转了。
第三方评价,评出了百舸争流的局面。四大教育联盟以外的区实验学校,原先是区直学校的“老大”。后来,被后起之秀北海双语赶超。经过一番卧薪尝胆,今年实验学校异军突起,又夺回了第一。这下又轮到北海双语着急了。
第三方评价本身当下也在改革和完善中。坊子教育局与潍坊市创新教育研究评估中心积极沟通,采纳专家和学校的意见,对第三方评价的方法进行优化,一个常规评价加办学特色的评价方法已经出炉。
有意思的是,坊子区办学实行第三方评价后,教育局的各科室不但没有了评价学校的权力,而且反过来成了学校评价的对象。从2009年开始,坊子教育局一年组织一次校长评科长,16个科室的科长把科室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制作成课件,面对校长述职,校长们当场无记名投票、打分,评出一二三等奖。校长评科长,促使政府机关转型,把学校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而不是管制对象。
潍坊有名的教育专家、潍坊创新教育研究评估中心副主任武际成,这样形容坊子获得办学自主权的校长和老师的精神状态:“就像土改后农民分得田地一样!”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潍坊市市长刘曙光。今年教师节,他哪里也不去,提出就去坊子看看教改后的老师。看完坊子的学校,和教师代表座谈时,他说:“有人把坊子称之为教育界‘小岗村’,我看名不虚传!”他表示要把坊子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推广到全市,而且不光教育领域,还要推广到其他领域。
在全国教育界都颇有名气的教育专家、潍坊教科院原副院长潘永庆,组织30多位专家对坊子的全部中小学无一例外地进行了为期3年的观察和评估后得出结论:坊子已经成为潍坊基础教育最具活力的地方、整体上校长办学理念和教师教学理念最先进的地方、城乡教育均衡化程度最高的地方!
应该再加一个“最”:坊子是潍坊市区群众对教育满意度最高的地方。2011年和2012年,潍坊市两度组织群众满意度调查,坊子教育的群众满意度都列全市四区之首。更具说服力的是,人们用脚为坊子的教育改革投了票。改革前,坊子区每年不在本地上学的孩子数以百计。改革的第三年,情况发生了逆转,由净流出变成了净流入。今年新学期开学后,区教育局统计,从外地净流入的学生超过了1100人。
本月15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的第三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公益评选活动落下帷幕,简政放权、构建现代学校制度的坊子区,获得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特别奖。作为最高奖的特别奖全国只有3个,坊子区之外还有山西晋中市和湖北教育厅。因为“以放权为核心的政校关系改革将成为教育行政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坊子区排在了第一位。
先声夺人的坊子教育改革,改出了诸多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家以社会公益资产管理的学校,全国第一批理事会管理的公办学校,全国第一个办学由第三方评价全覆盖的学区……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教改还催生出全国第一家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教育企业。
2011年4月27日,山东北海教育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天津股权交易所执行总裁钟冠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全国第一家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教育企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扩展、延伸到基础教育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未给予基础教育以滋养。现在,“天交所”终于突破了资本市场的这一“天花板”,实现了资本市场与教育的第一次“链接”。这在中国教育史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进程中,都是一件开风气之先的大事。
北海教育公司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后,凭借资本市场的优势,开始面向全国复制他们在潍坊创造的以教育地产为龙头的新型投资模式:
先投巨资建设最好的学校,出高薪请最好的校长,新建学校也像前边说到的北海双语学校一样,校产以社会公益资产的形式存在,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优越的办学体制形成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用优质教育资源拉动周边新型城镇化建设。教育公司和学校没有产权关系,不靠学校本身赚钱,办学校本身还是赔钱的。他们分享的是优质学校带动下的新型城镇化中的那块红利。
民营资本投资办学,教育、企业双赢。2009年,全省房地产综合企业实力50强评选,北海教育投资的母公司天同宏基名列第9位。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栏,满分是40分,天同宏基仅这一项,就拿下37分。2010年,全国房地产500强评选,天同宏基名列228名,这个位次在山东排前10。董事长卞学祥说:“论总体实力,比我强的企业还有不少,但论社会美誉度,我有优势,我是沾了好学校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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