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永远的民族魂

他用生命的全部光芒，划亮了充塞天地之间的黑暗和寂静。
在他身后，有我们整个民族的血污、苦难、彷徨和觉醒……
他走了，他的“呐喊”还回响在我们的耳畔1
他走了，他与“铁屋子”寂寞而韧性的战斗仍在我们的眼前！
他走了，留下了锋芒毕露的匕首和投枪！
他走了，留下了铁骨铮铮的思想和精神！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战士倒下了！！覆盖在为他送行的棺柩上的旗帜上的三个大字——民族魂，却永远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称鲁迅为民族魂，是因为：
    一、他对封建专制、封建文化作了最无情、最猛烈、最持久的战斗；他深情地拥抱和吸纳了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使自己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启蒙家，还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巨人。
    鲁迅尖锐地指出，在封建主义“仁义道德”假面具的掩盖下，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不过是一个“吃人”的场所，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最深刻的总结。他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发出来的第一声划破长夜的战叫——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道破了这个发现。之后在谈及该小说时他曾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鲁迅后来又多次阐发这一发现，最著名的是在《灯下漫笔》中提出的精辟论断：“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席的厨房。” 在人肉筵席似的就中国，制度残酷和腐败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和堕落到了极点，人民悲惨和痛苦到了极点。鲁迅把饱受一切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概括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在残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民“至多不过是奴隶”，甚至还“下于奴隶”，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肥的封建专制暴君们，“‘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鲁迅沉痛地告诉人们，在我国历史上，人民常常只是充当“一个一定的主子”的“牛马”，至多是由“牛马”升为“奴隶”；因此在动乱之际，就成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所谓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民在“吃人”的社会中的这种悲惨状况和无权地位，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他还将顽固的封建专制比做充满黑暗、万难打破的“铁屋子”，表现出对这个“吃人”社会的极端愤慨。
    那么，这个“吃人”的社会得以维系的原因是什么呢？鲁迅深刻地指出是由于存在着等级和特权制度，每一层等级里掌握特权的人，就是在封建君王底下的大大小小的专制统治者。他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而封建文化正扮演着维护“吃人”制度的角色，因此鲁迅不遗余力地抨击奴性文化、瞒和骗的行径、中庸思想以及封建节烈观念等。
    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封建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俸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鲁迅用漫画似的笔触，活画出“奴才”的可怜可悲，以及他甘当奴才的可恨。
    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主义，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鲁迅深刻认识到这是阻碍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他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那个既不想用”说慌”的方式而”得好报”,又不想因说”必然”而”遭打”的中庸者,只好满嘴打哈哈,居然安全得很，这便是最佳的“立论”。对此种极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于民族的发展极为不利的中庸之道，鲁迅大声喝道：“费厄泼赖”（中庸主义）应该缓行！不仅要打“落水狗”，还要痛打“落水狗”！（见《论“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瞒骗行径深恶痛绝。在《论睁了眼看》中，他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鲁迅还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向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投去充满人性关怀的一瞥。他集中火力，向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封建节烈观开火。在《我之节烈观》中，他将封建节烈观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女子既为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子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群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 ’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他犀利地批判了封建节烈观不平等的虚伪性和灭绝人性的残酷性。
    因为封建传统根深蒂固，“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所以鲁迅用全盘否定式的彻底绝决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攻打、破坏，这否定的背后却是滚烫的热爱，用他的话说，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他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用大量精力认真整理、研究、分析传统文化。他真挚地褒誉晁错、贾谊的文章“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他深情地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高度评价魏晋文学已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些振聋发聩的天音一经发出，即为定评，持久而深远地影响着学术界。他甚至用了几乎三十年的时间，整理了22部古籍，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开山巨著。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也自觉地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部分，像文学描写中的白描手法，善画眼睛，文学语言的洗炼、精警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独特的体现。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坚决地扬弃；对其中的优秀华章严谨地爬梳进而热忱地彰示后人，并自觉地将其化为自己艺术生命的新鲜血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女——鲁迅最为感人、永远感人的地方。
    二、他对苦难深重的愚弱的国民的劣根性作了最透辟、最全面、最震撼人心的剖析
    自古至今，中外不乏与鲁迅文学成就相当的大家，但却没有一人能够像他那样，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改造国民性的活动中。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写下了一首流露其赤子之心的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的，他正是用血样的文字，揭露国民的劣根性，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对自己人民的深挚的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他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坦陈其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用意和方式。鲁迅在看到传统文化中奴性文化的同时，还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文化已经积淀为集体无意识，内化为一种普遍的国民性格。最能反映这种奴化性格的作品是《阿Q正传》。代表统治阶级的赵太爷和代表奴隶阶级的阿Q都具有奴化性格。阿Q虽然常常是赵太爷之流欺侮的对象，但他从不放弃统治别人、凌辱别人的机会，他欺负比他弱小的小D和小尼姑就是例证。而赵太爷失意的时候，也是“奴性十足”，以至低三下四地称呼他最瞧不起的阿Q为“老Q”。主子根性和奴才根性如此互相转化，说明中国民族的劣根性，不仅是奴性，而且是主人与奴隶之间恶性循环的“主——奴”根性，即失势时逆来顺受，自甘于屈辱而无抗争精神；得势时则倚强凌弱、欺负自己的同胞，在兽面前显示出“羊”性，在“羊”面前显示出兽性，而独缺少人的个性、主体性。小说中阿Q的性格核心是“精神胜利法”，作品对此做了如下的阐释：尽管阿Q处在未庄社会的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总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活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了之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中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是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阿Q的身上就是这样丰富地再现了国民劣根性：奴性；总是向后看，摆“先前阔”；自欺欺人；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充满小农意识的造反等。
    鲁迅还对国民性中的另一普遍心态——“看客”心态进行了深刻地揭示。在小说《〈呐喊〉自序》里作者回忆曾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个中国人将要被杀，周围是有着“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中国看客，这个场面让作者触目惊心，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从而完成作者一生最重要的抉择——弃医从文；在《示众》中，他写群众蜂拥观看杀人的场面如同盛大的节日；《药》里那群在“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的时候 就已等候多时的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段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活画出看客们的无聊，他们只知道看热闹，以鉴赏他人的痛苦作为一种享受，这种畸形心态正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麻木；阿Q临刑示众时看客们“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彩”以及他们“鬼火”似的眼睛“又钝又锋利”“连成一气”“咬他的灵魂”。这些看客们尽管表现各异，但其精神状态却惊人的一致：愚昧、麻木、冷漠、空虚无聊。“看客”心态被鲁迅在作品中反复渲染，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一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缺乏人性关怀的集体无意识。对于国民性中这种缺少对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隔膜的畸形的社会现象，鲁迅是何等地深恶痛绝！ 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观火，玩味、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
    鲁迅就是这样，以他博大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本民族的爱，沉痛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民族的痼疾。他深深地知道：只有深挖出病根，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才能促进人的解放，从而最终促进民族的全面解放！
    三、他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民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善良勇敢正直的人民、进步的爱国青年发出了深情的吟唱。
    鲁迅有两句诗，很能说明为什么人民称誉他为“民族魂”，那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刻骨的恨，便有无限的爱！恨“吃人”的封建专制！恨“吃人”的封建文化！恨充满奴性的国民性格！他曾自评其作品有“忧愤深广”之特点，他的“忧”，他的“愤”，都和国民的病苦有关，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焦虑有关，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也。这“恨”之树的根不正是伟大的爱吗？如果说这种爱是间接的，那么鲁迅还在作品中多次直接抒发对于人民的真挚的爱。在《阿长与〈山海经〉》里，鲁迅深情地回忆了那个并不称职、生性愚蠢而又迷信的长妈妈，由于只有她将作者儿时的愿望放在心上，并费尽心机地满足了作者心灵的渴求 ，这种对童心的重视和关心深深打动了作者，使他看到了下层人物身上可贵的善良的品质，因此，在该文的最后，鲁迅用诗一般的颂歌式的语言为阿长祈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在《故乡》《社戏》里，鲁迅用抒情的笔调，抒写出尚未被封建思想污染的少年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可爱。英俊活泼的农家少年闰土与“我”亲密无间，关系十分和谐。鲁迅以神来之笔，向我们展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写尽了闰土的可爱、神勇，充满活力！双喜与阿发也是农家少年，他们对于来自书香门第的“我”亦复如此，亲若一家人，一起去掘蚯蚓、钓虾，又热心地帮助我实现了去看社戏的愿望，归航中还煮了罗汉豆来请“我”的客。未蒙封建思想污染的那个天地，是多么值得留恋、值得追念！最为可贵的是，即使是在最愤怒地批判国民性的时候 ，鲁迅也没有对本民族失去信心，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热情洋溢地、自豪地歌颂中国人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从《一件小事》发现了劳动人民质朴的品格。人力车夫那种热忱待人、勇于负责的精神，不但令“我”敬佩，而且成了“增长我勇气和希望”的力量。在《记念刘和珍君》里，鲁迅高度评价其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在《战士和苍蝇》里对那些勇敢的战士作了热情的讴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对左联五作家的遇害，鲁迅沉痛地说：“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向爱国的进步青年学子献上了一份充满爱的沉甸甸的祭品。唐弢在《琐忆》里深情地写道：“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一方面鲁迅用匕首、投枪进行寂寞的韧性的战斗，另一方面，他又用鲜血来滋养自己苦难深重的民族。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吟唱：“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他就是用生命化为邓林的夸父，他就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鲁迅就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人物，他将永远得到我们的拥护、爱戴、崇仰！
　　　　　　　　　　　　湖北襄樊五中 李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