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政府需要科学的科研人员

     伯兰特·罗素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信仰》（what Ibelieve）一书中谈到“科学的政府”时，有非常独到的见解。80余年前的这些见解对于今天我们建构现代政府或许有所裨益。

   “在现代世界，因偏见和忽视科学研究所引起的错误，其危害要严重得多。在一切行政问题和发展问题几乎都含有科学因素的时代，文明不会让行政管理权落到那些没有第一手科学知识的人的手中……”

   “因此，在现代条件下，更需要的是科研人员，而不是单纯扩大知识的范围……科研人员必须负责管理由他们的工作所产生的力量。没有他们的帮助，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高超的治国之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与政治之间、知识与权力之间，或更明确地说，在科研人员与社会生活的控制和管理之间，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的问题乃是民主政治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实际问题。”

    针对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在社会上和工业界都占有特殊的地位，罗素指出，“科学家正在认清他们的知识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并且感到有义务在公共事务上比过去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罗素的希望或许是科学家治国，专家治国。“科研人员正在社会和工业安全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科研人员将其研究所得与其社会责任充分联系起来，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或许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

     前些年，学者型的官员备受社会和民众的器重。人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型官员能够高效、有为地主政一方。最近舆论呼吁领导干部们应该加强学习，再学习，也是对政府官员需要在知识和智慧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提高的类似期待。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大相信我们的专家学者。如果说在前些年，媒体报道专家学者就某事有何言论，人们还有些信服的话。时下很多人对专家学者所言已不怎么当回事。网络的声音更是强大。不管是谁，先给你来一番批判。很多时候，经常是批判的舆论一边倒。

    出现这种专家学者权威下降或者失落的情况，首要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群体自身应该检讨。检讨为什么我们的言论不受重视？为什么公众对我们的“权威意见”意见很大？甚至鄙夷不屑或者冷却拒斥？是我们的学识、智慧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态度、立场出了问题？

     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受社会重视，或许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民众对专家学者动辄嗤之以鼻，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引起足够反思的讯息。因为，专家学者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以供社会消费。

     强调科学的政府，也并不是唯科学至上。但是，在一个科学重视不够或者重视不到位的政府，其意义也就特别突出。“三拍”决策、政策朝令夕改、政绩工程、为上马一项决策而进行的所谓专家论证、专家成为特殊分利集团而与政府少数人、商人等抱成一团、甚而成为其代言人……

      强调科学的政府，还要注重的一点，就是对于社会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不能仅仅用我们的道德、良心去施之同情、泪水。虽然我们现在这一点做得也还不够。因为它会沦落为少数政客表演的把戏。也就仅仅是“把戏”而已。

    问题在于，应该审慎研究、科学决策如何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切实改变其现状。在这一点上，确实应该“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只有多谈出问题、多研究问题、多落实问题、多解决问题，才能够真正把这种道德良心换算成科学治理之道。

    诚然，要转变和实现这一切，关键的变量取决于，一是要有科学的政府，一是要有科学的研究人员。而且二者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一言以蔽之，科学的政府需要科学的科研人员。